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生育观念也随之发生了转变。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从1980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2.24下降到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3，严重低于2.2左右的正常世代更替水平，处于严重少子化状态。面对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老龄化程度的加深，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宜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2021年8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指出，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

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无疑将会对我国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生产本身包括物质资源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到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发展阶段的制约。长期以来，人类自身的生产在学术界受到的关注度远不及生活资料的生产。虽然人类的生育行为源于生物学本能，但却鲜明地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在人们生育行为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即是科学技术进步服务人类生育行为的典型例证。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为部分不孕不育症患者带来了福音，有助于克服生育过程中的部分生理或病理障碍，保障了人们生育愿望的实现，但也带来了技术滥用风险，这将成为国家法律监控的重点领域。本研究尝试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对三孩生育政策背景下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需求和供给问题进行初步分析，并提供相应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