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基于地理面积的机构配置公平性要远低于基于人口的机构配置公平性,这与高丽娜等基于2018年数据对我国辅助生殖机构配置的研究结果一致。分析2种方法计算结果差距明显的可能原因：一是参照国家相关政策，在辅助生殖技术配置测算方法中，主要是按常住人口数或按人口服务量比值法测算辅助生殖机构数量，按地理面积测算的参考依据较少,而与东部、中部地区相比，西部、东北部地区相对地广人稀，以2020年数据为例，西部、东北部地区单位人口的地理面积将近为东部地区的11倍和5倍，这就导致按人口测算的辅助生殖机构数量无法保证地理面积层面的完全公平可及；

二是作为限制性应用的特殊临床诊疗技术，辅助生殖技术在监督管理和审批准入方面都十分严格，《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配置规划指导原则（2015版）》对新筹建开展辅助生殖技术的医院明确要求级别必须达到三级，可能对部分综合能力强但未达到三级的医院起到限制作用，而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规划指导原则（2021 版）》中，已将“三级”修订为“具有较高妇产等相关专科水平和综合医疗救治能力”，可见政府在辅助生殖技术开展方面做出了调整与改进。此外结合泰尔指数的研究结果，地区内差异逐步成为影响我国辅助生殖机构配置公平性差异的主要原因，提示除了地区间配置公平性差异外，地区内配置的不均衡情况也值得关注。

因此，建议政府统筹规划,在保证质量安全优先的前提下，兼顾人口发展和地理面积综合考量辅助生殖机构布局,尤其是在地广人稀、辅助生殖机构配置相对不足的地区，结合地理位置、交通环境和覆盖半径改进测算方法，合理筹建新的可开展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同时针对地区内配置不均衡的情况，充分发挥现有医疗资源作用，加强区域内协调合作，增进人才交流学习，推动辅助生殖技术更加公平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