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医疗飞速发展，海外看病为何大受欢迎
近年来，随着海外医疗的进程加快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不少国内患者，尤其是中产阶层及富裕人群喜欢选择前往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就医。赴海外就医人数不断增长，增幅明显。
相应的海外就医中介服务市场也呈井喷式发展，2012年市场规模还不足5亿人民币，2018年增长了10倍，达到50亿人民币。尤其在2013和2014年间，资本大量涌入。几乎每个月，都有新公司诞生，每个月，也有公司消失。
时至今日，尽管海外医疗中介服务规模不足百亿，但它撬动的海外就医市场潜力巨大。在早期海外就医市场中，大多是身家至少千万的人会选择海外就医，他们往往处于恶性肿瘤的晚期。当国内的医疗水平不足以解决他们的病情时，他们才会一掷千金，选择海外就医之路。
最近几年，在恶性肿瘤发展的早期阶段，患者就踏上了海外就医之途，此外，心血管疾病等慢病、罕见病的病人也出现在海外就医大军中。而且，就医的人群从只追求“保命”，到追求治愈后的生活质量，一些并非绝症的病人，也选择海外就医。
救人一命的多学科会诊要多久
老王曾因为腹主动脉瘤，在北京一家著名的心血管医院做了腹主动脉瘤腔内隔绝术，装上了人工支架。术后唯一的副作用就是腹泻，而且这场腹泻，持续了5年零2个月。
直至2013年4月，他左侧腰大肌出现了脓肿还伴有发烧。回到当时手术的医院，医生做了全套检查也没找到病因。“在超声下，我做了左侧腰大肌脓肿穿刺抽液引流术，脓液抽出来大概3L，能装满一个大可乐瓶。”他回忆。
不到一个月，感染又开始，反反复复，一次比一次严重辗转去了几家大医院后，确诊腰部的感染由腹主动脉支架造成。感染不仅局限在腰大肌部位、还不同程度的侵蚀了部分脊椎。
老王又回到了原先做手术的心血管医院。当时，医院聚集了十几位血管外科的专家专门针对他的病情开会进行了讨论。最后，只有一位专家认为应该手术。但因为手术太复杂，涉及到血管科、心脏科、骨科、感染科、外科等多个学科。万一处理不好，随时有生命危险。在专科区分明确，但科室之间协同合作不多的公立医院，这项手术很难执行。
几近绝望的时刻，一通越洋电话给了老王希望。“我们一位亲戚是美国波士顿一家医学院的教授，他见过类似的病例，建议我们去美国治病。”于是在2016年5月，老王和家人踏上了赴美国顶尖医院约翰·霍普金斯医院（JHH）医疗之旅，整个花费为20万美元。
尽管过去三年，但老王的故事仍旧发人深省——当然，那是一次非常顺利的海外就医经历。“我记得，我在周一见了医生，周二见到了主任，而周三就进行了手术。”老王说道。
不同于国内公立医院各科室的各自为营，国外医院的多学科会诊令老王感慨万千。“就在手术前一天，内分泌、感染科、血液科等多学科医生一起术前诊疗，安排我的手术细节。这场多学科手术进行了9个小时，包含器官置换、清创、修补、抗感染等。”
在手术后的第二天，大夫就鼓励老王下床。“血管外科、普外科、神经科、麻醉科等科室医生术后巡视，看着我站起来慢慢踱步，美国大夫、护士集体起立给我鼓掌。”当老王想起这个场景，依然觉得温馨感动。
持续了五年多的腹泻彻底消失，现在的老王精神矍铄。对比国内外医疗差异，他有些感慨，国内一些医院刚刚兴起的多学科会诊，但在美国却非常成熟。“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动用了8～9个科的医生共同操刀，才把这个这个复杂的手术拿下。多学科的诊断和治疗，或许是国内未来医疗的一个方向。”之前从不思考医疗问题的老王，在亲身经历了一场病后，像业内专家一样，提出了对国内医疗发展方向的要求。
为什么要选择海外看病这路径？
近几年，在海外就医人群的变化中，一些患者的疾病，明明在国内可以治疗，他们却依旧选择出国。
就拿乳腺癌来说，国内对乳腺癌最简单、基础的做法是切除，但国外大部分做的是保乳手术，对于一个女性来讲，这是一个形象和尊严问题。
同样一个手术做完了以后，国外的患者，医院会把潜在肿瘤风险，全部剔除掉。手术并非针对某一个器官，而是针对人这个全面的个体——如果癌细胞发生了转移，主刀大夫就会协同别的科室医生一起讨论。
“国内这些大医院把多学科协作作为一个学习方向，还没有变成一个普及性的东西，融入到日常的规划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