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中不孕妻子婚姻调适的得分为（100. 12±26. 20）分，丈夫婚姻调适得分为（105. 01±23. 77）分，得分均低于韩雪等的研究，原因可能与样本不同有关，本研究主要研究的是行试管婴儿助孕的患者，而韩雪等的研究中是不孕症患者，行辅助生殖的不孕症患者的婚姻关系与普通不孕症人群相比较更不稳定。选择试管婴儿助孕，是大多数患者在促排卵、人工授精等治疗后失败的最终选择，治疗时间的延长以及花费的增多可能会降低婚姻调适水平。

本研究中，夫妇双方的婚姻调适存在差异，丈夫的婚姻调适高于妻子的婚姻调适水平，与韩雪等和Drosdzol等的研究结果相同，这表明妻子可能比丈夫更容易受到不孕的影响，可能和妻子的生育压力大有关，继而影响其婚姻调适。本研究中不孕妻子抑郁得分为（5.80±3.78）分，丈夫的抑郁得分为（5.97±3. 65）分，夫妻双方的抑郁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Kazandi等的研究与本研究结果一致，而陈洁等的研究中女性抑郁程度高于男性，这可能与使用不同测量工具有关。

本研究中，不孕不育妻子和丈夫的抑郁状况和婚姻调适均两两相关（均有 P＜0.01）。在主体效应方面，不孕不育丈夫和妻子的婚姻调适水平和他们自身的抑郁程度密切相关。彭芳的研究中表明:不孕女性的婚姻状况是抑郁的影响因素之一。闻吾森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可以减轻应激反应，那么，如果个体缺少了来自伴侣的社会支持，可能会导致自身不健康的心理问题，如:抑郁等。在客体效应方面，不孕不育丈夫和妻子的婚姻调适水平和对方的抑郁程度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