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身体之下还有着非常基础的性别身体。而对身体的关注和强调正是来自于性别研究的学术传统。当娜·哈拉维曾经有过这样的提醒: 一旦我们将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加以区分，虽说表面看来女性主义者在争取政治话语权利的方面取得了胜利，但这也同时将身体的话语权完全交给了生物学，似乎生物性别是先天赋予（属于自然范畴），而社会性别则是后天形成（属于社会范畴）。换句话说，属于自然的交给医学科学专业人士，属于社会的才是芸芸众生可以关心的，从而在自然与社会、专业与外行之间竖起高墙。人类学家、女性主义学者雪莉·奥特纳曾质疑:女人与男人的关系就好比自然与文化/社会的关系吗?

奥特纳认为女性的身体往往因为怀孕、生育、哺乳等“自然的”过程而被当作被动、缄默的客体，而男性则因无须承担这些“自然的”生育而被赋予更高的社会文化能力，这样的认识显然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身心二元观一脉相承。摩尔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延伸，指出将“疾病”作为自然范畴完全交在医生手里，而病人只能等到恢复正常之后才回归社会角色，这种常见的所谓“患病角色”14的社会学认识与哈拉维指出的将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二分的认识可谓一脉相承，将身体拱手让渡于他人处置。她也正是在上述女性主义学者相关讨论的背景下提出了多重身体的概念。

本文的论述已经清晰表明，“疾病”并非容不得专业人士之外的“外行人”插手的领域，接受辅助生殖技术的女性们并没有将身体的话语权完全交给生殖医学中心的专家们，而是参与其中，积极主动地研究、学习甚至规训身体，与医学专家们共同建构多重身体。这些女性用她们富于能动性的多重身体实践，参与到辅助生殖技术知识的建构过程，模糊了所谓专家与外行的界限。她们与医生共同面对积极生育的实在问题，也共同塑造她们当下乃至将来的生活。辅助生殖技术实践反而让我们清晰地看到生育并非一个纯粹“自然的”过程，而这些女性身体的积极参与更让我们体会到身体从来不是被动的、固定不变的客体化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