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广州分娩量降至近10年最低,你会要二孩吗?

2021-07-09

不知道各位街坊是否还记得国家在多少年放开二孩？2020年广州市分娩量降至近10年最低水平

2020年分娩量降至近10年最低水平

我国 2014 年开始推行 “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又进一步调整为 “全面二孩”政策。数据显示，每次生育政策的放宽之初分娩量都会有所增长，但随后又会迅速回落。
从近10年广州市活产数变化来看，近10年，广州市分娩量在生育政策调整的刺激下产生过生育高峰，但迅速回落，“2020年分娩量降至近10年最低水平。”

2014年
2014年“单独两孩”政策实施，次年广州市全市活产数同比上升了4.3%，但2016年活产数并未持续上升

2016年
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次年全市活产数达到历史峰值29.08万

2018年
2018年开始活产数逐年回落

2020年
2020年迅速回落至19.55万，较2017年下降了近10万，达到近10年来最低水平。
“广东省近10年活产数变化与广州市基本一致。”夏慧敏指出，广东省在2017年达到峰值后开始回落，2019年分娩量与2018年相比，全省除深圳外，其他地市环比均减少，其中茂名、肇庆、广州三地减少数量最多。从上述数据上可以看出，生育政策放开对活产数提升仅有短期效果，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仍然低迷。

多因素影响生育意愿低迷

二孩政策放开后，生过孩子的孕妇愿不愿生？以广州市为例，生育政策调整前，经产妇占比为40%左右，政策调整后，经产妇占比逐年提升，2016年开始超过50%，2017年达到60%的峰值，此后缓慢下降，2020年降至55%，接近2016年水平。该组数据提示，生育政策的放开仅增加了约15%的经产妇占比，仍有部分育龄夫妇不愿意生育二孩。

以前，在计划生育期间，有些家庭冒着罚款的风险也要生下二孩。但如今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了，很多夫妇却不愿再生了？分析育龄夫妇生育意愿低迷的原因，夏慧敏指出，活产数下降及生育政策调整后经产妇占比无明显提升显示，仅依靠生育政策的调整仍然不足以提升育龄夫妇生育意愿，“生育意愿主要受经济收入、婚姻状况、职业发展、居住地、养育压力、政策和社会支持等因素影响。”目前，房价收入比偏高，育儿成本高昂，托幼、义务教育等相关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仍然缺位，照料压力、养育成本以及追求生活质量等因素极大的约束了育龄夫妇生育意愿。

专家建议：养育3岁以下幼儿
纳入个税抵扣行列
“尽早意识到生育危机并及时采取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能够为政策的实施预留较大的可调节空间，也更容易产生提高生育率，延缓人口老龄化的效果。” 夏慧敏说道。

建议从多方面提升育龄夫妇生育意愿

不断完善涵盖结婚、生育、教育、住房、养老、社保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

例如，通过多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让身在大城市的已婚年轻人能够多渠道满足住房需求；通过加大对学前教育和托育服务投入，增加优质义务教育资源，完善配套服务，解决群众反映较为强烈的入托难，获得优质学位难等问题。

从政府层面而言，还应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

“在诸多提高生育率的政策中，现金补贴是最为直接，也是最简单易行的办法。”现金补贴的种类包括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家庭补贴等，减轻培养孩子的经济压力，从而提高其生育意愿。同时，提供有利于二孩家庭的税收优惠政策，通过减免家长的个人所得税来减轻生育二孩家庭的经济负担。“目前只允许3——18岁的子女教育抵扣个税，既不合理也不利于减轻年轻夫妻负担，建议将养育0-3岁幼儿家庭也纳入个税抵扣之列。”

出台鼓励生育的产假政策也会对提高生育率有积极影响

夏慧敏表示，产假制度应更加灵活，在保证母亲和父亲有各自专属假期外，其余假期可以由父母共同享有且自主安排，产假长短取决于夫妇累积为目前雇主工作的时间，灵活的产假制度有助于缓解工作和生育之间的冲突。

此外，还应保障女性的就业权益和职业发展，政府可以通过减少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等来激励企业雇佣女性，促进平等就业机会的实现，在女性妊娠期间要适当地延长产假，保护女性劳动者的权益，提高女性的地位。

对于生二孩这事

有街坊表示最大的后顾之忧还是没钱
有街坊认为对应的假期等问题要真实落地才行
各位街坊朋友你们觉得怎样才会比较想去要二孩呢

来源：广州日报